我们认为，《易传》之给《周易》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就学术层次而言，实际上就是一种由术到学的根本性跃迁。

这一巨大历史性贡献，是沉溺于传统经学的学术氛围内而难以有所突破和有所超越的古代乃至近代经学家、易学家们所断难想到与做到的，也是那些依然深受传统学术识见之影响与障蔽、背有沉重传统学术包袱的当代学者们所望尘莫及的。唯成绩的背后尚存有不少问题，其中，关涉到易学研究大局的最为突出的问题，约而言之，则有三:其一，部分学者没有真正理清《周易》经与传之间的根本性差异，程度不同地重蹈起以(依)传解经的传统诠《易》路数。

高亨先生说:经是筮书，传虽是对筮书的注解，然而它是借旧瓶装新酒，已超出筮书的范围，进入哲学书的领域。在这种一般文字家的眼光下，他们每每斤斤计较于历代易学之对《周易》经传诠释与阐衍的符与不符，有的乃至将与经义相符的经传解读、阐衍者说成是本义派，把不相符的经传解读、阐衍者说成是发挥派。唯今人对此仍存在某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然而，反思的结果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部分学者重新回到了以(依)传解经的老路，大有否定老一辈学者上述巨大历史性贡献、推翻其经过艰苦探研方得出之可贵结论之趋势。将占筮之术理解为《周易》及易学思想的全部，是见术不见学的短视性识见。

须知，易学之为易学，并非一恒常不变的being——它并未停留于原典之本义而不再有所发展，而是一不断向未来开放的becoming。传赓续为之，一方面提出了更加系统、完整的经卦卦象说体系（集中于《说卦传》，并散见于《彖》、《象》诸传），另一方面又进而创造性地发明了爻位阴阳说、当位、失位说、中位说、三才之位说、得应、失应说以及乘、顺(承)说等爻位爻象义例，从而首次开显出《易》的系统象数思想，真正显示《易》的象数学内涵和象数学方面的特色，使得卦爻画这些原先只表征吉凶休咎之意的神秘占筮之符，变成了表征宇宙间万物万象万变的符号。通过以上的全新解读，在传那里，经成了一种象数与义理(易理)紧密合一的体系，此一体系根乎象数而又终归于义理(易理)。

此可以李镜池、高亨先生的论述为代表。解传则从哲学书的角度，寻求传文的本旨，探索传对经的理解，并看它那一点与经意相合，那一点与经意不合，那一点是经意所有，那一点是经意所无，这样才能明确传的义蕴。80年代以来，大陆的易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老一辈学者研究的中心在《周易》经传，当今学界则不仅对于《周易》经传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探索，而且开始逐步突破这一研究领域，树立起更为宏大的研究视野，确立起易学和易学史这类明确概念，使得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切入的真正意义上的易学和易学史研究开始艰难起步。与此同时，卦爻画的存在，反过来亦正可以印证卦爻辞之所云，透显卦爻辞之意蕴，昭示卦爻辞之所以然。

在这类易学著作中(其中既有象数学派的，也有义理学派的，还有象数义理兼综的中间派别的)，闪耀着精妙智慧之光的哲学佳品，占有着相当的比重。由此，易学成了不断开放、扩张，不断增益、发展的动态智慧、文化结晶，成了包罗万象的庞大动态思想宝库。

就此，古往今来，学者们进行了反复的契会与解读。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充满着神秘意味的占筮之术中，也隐含着许多精妙的哲学理念和智慧因子。例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即曾专申过《易》的卜筮本义。唯其如此，才会使易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才会使其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伴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得以更新、丰富和提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或影响。

因此，今人治《易》，自当具备一种登高望远的超越心态、宽容胸襟和清醒的历史意识，不应再卷入传统的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的派别纷争之中，生发新的无谓门户之见。例如以乾表征天（《国语·晋语》），以坤表征马、土（《左传·闵公元年》），等等。《易传》解经与《易经》原意往往相去很远，所以研究这两部书，应当以经观经，以传观传。在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其地位之显赫，影响之深远，其他典籍罕能与匹。

传统易学即把那些在《易传》已将《易》由卜筮之书改铸成哲学著作后，依然借助《易》的学说架构与体系，抑或在《易》原有架构与体系的基础上，继创一种新的架构与体系(例如西汉京房所创八宫纳甲占筮体系)，来专事占筮的治《易》路数及由此所产生的易学著作，归于术之类。具体言之，其一，在道家、阴阳家等相关各家的影响、启发下，传吸纳阴阳学说与刚柔观念，以阴阳刚柔诠释经的两种基本爻画，又视爻画之不同叠组所形成的卦画蕴示着阴阳二气、刚柔两性或两种相反势力的消长盈虚，以阴阳论与刚柔观贯穿经的整个学说体系，从而使阴阳学说(内在地涵蕴着刚柔观念:阳刚而阴柔)成了《周易》及历代易学的精髓或基本学说。

此后，易学的推展，就主流而言，大致是通过历代易学家，沿着《易传》所开辟的道路，对《周易》经传进行反复诠释而实现的。再者，《易传》问世之后，在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学术旨趣下，《易》成了难得的哲学宝典，除充任传统儒家最高的哲学典籍，以至成为两汉之后各个时期儒学最高深的哲理思辨之所在，从而对儒学的发展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外，《易》还成为极为重要的文化汇聚中心，成了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源头活水。

象数学派的基本特征是:以象数优位的理念，投注其主要精力于象数上，将象数学的建构或《易》之象数学内涵的疏理与诠释，视为治《易》、诠《易》的中心或首务。学与术作为两种不同层次的易学，同时存续，互为消长。五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的易学研究，基本停留于《周易》经传，易学史的研究则一直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学者们大都借自己对《周易》经传的理解，理解着易学史，理解着自己所触及的易学史片段。其对经的解释，合的少，不合的多。凡此种种，已足以说明易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而且，对于此种术，生当今天的我们，自然应当毫不迟疑地抛弃传统的学术偏见，凭借现代知识体系所提供给我们的全新视野，以公正的心态审视之，将其同样提升到学的地位，充分挖掘其重要学术价值。

老一辈学者指出:经与传是不同时代的作品，它们之间差异很大。这宜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然而，轻视义理赖以表征、蕴示的象数，终归是一种缺憾。而且，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如果仍极力张扬《易》的卜筮功能，甚而强调其科学性，并欲为卜筮恢复名誉，此无疑是一种现代愚昧。

再如，即连被人们誉为古代杰出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王夫之，也认为《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这是一个带有一般性意义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而在易学的术这一层次中，除却占筮之术外，尚存有另外一种术。此外，部分学者虽已认识到易学中学与术的划分，但对易学中术的把握尚不够全面。从这个意义来讲，从来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所谓本义派，相反，相关学者却皆差可呼之曰发挥派。传统易学即把这种将易理、易学模式具体运用到天文、地理、乐律、兵法、数学、医学、气功等具体学科之中去的治《易》、用《易》路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学术著作，亦一并归于术之列。

易学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在不断加强，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因此，我们非但不认为象数学派对易学研究起到了坏的作用，不认为其与《易》无涉，反而深深认识到，正是由于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间相反相成的互动，才使易学具备了持久不衰、历久弥新的旺盛生命力，保证了其繁荣与发展，才使易学时刻充溢着对于传统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力。

《易传》之作，主要是借解说经文来阐发作者的思想主张，但自汉儒传经以来，历来抱着《易传》不放，以传解经，以传代经，所以无法还经文的本来面目。在传看来，质言之，经的学说架构就是一种象数与义理(易理)合一不二、双向互诠互释的学说架构，正是由于这种架构的确立，才使得古经六十四卦展现为一种统一的卦爻画与卦爻辞合一不二、双向互诠互释的外在形式架构。

(二)《易传》对古经的契会与诠释 作为易学史上就古经作出最早、最为系统、完整而又最具权威性解读之作的《易传》，其解读系从象数的角度切入，本着象数、义理(易理)合一不二的理路展开的。问世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即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解读之作。

《周易》本系卜筮之书，《易传》问世后的《周易》新易学体系内部，占筮功能仍被保留了下来，并与辞、象、变一起，被奉为四圣道（《系辞上传》）。在另外一些场合，上述模式与学说，又每每成为某些具体学科改建或创立的重要催化或促生剂。一 问题之一:就作为原典的《周易》经传而言，传对经的诠释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诠释?是一种文字学意义上的大致忠实于原意的一般性诠释，还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颇富原创力的融旧铸新的创造性诠释?以(依)传解经的传统路数究竟是否应当被摒弃? 闻一多、郭沫若、李镜池和高亨等老一辈学者所从事的易学研究的中心领域是《周易》经传，他们凭借丰厚的学养和超迈前人的学术胆识，拨开层层历史积尘和迷雾，着力探讨了经传的思想文化内涵，揭示了经传间的关联与异同，尤其是二者的本质性差异，打破了传统易学中视为当然的相沿两千年之久的以(依)传解经路数，为人们了解经传各自的本来面目，理清由经至传的思想迁变，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易学史上，象数学派对于易学研究起到了坏的作用，他们是另搞一套，其实与《易》无涉。

《周易》的理论视野被大大地拓宽了，其理论本身也变得博大精深起来。而在同传统文化诸方面、传统各门具体学术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易》及易学(主要是象数学派之易学)的理论模式、学说思想，诸如阴阳学说、象数模式等，往往被许多具体学科吸纳而为自己的指导武器，以在深层理论的高度上充实、完善和深化自己的学说建构。

而且，也唯有了解了易学的源流迁变，才能更好地理解《周易》经传，更为准确地把握其学术价值和意义，给以合理的历史定位，否则，对于经传的认识也不可能是全面的。中华文化的巨大含融力或融摄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凸显的是工具或手段，忽视的竟是目标，实属一种本末倒置之举。析言之，象数学派对作为易学之根的象数的一面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凸显了这一面，而义理的一面却被大大忽视了。